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gòu)創(chuàng)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fā)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wǎng)每周四刊發(fā)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fā)生的巨變，敬請關(guān)注。

我到中國的第一年，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在天津南開大學學習中文。這座古老的工業(yè)城市曾在鴉片戰(zhàn)爭時期遭外國列強侵占，被迫開放為通商口岸。因此，天津市內(nèi)的主要街道均為歐式建筑風格。

我們班的交換生是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guān)系后赴華學習的第二批學生。當時，中國的大門剛剛打開，我們感覺自己像是先驅(qū)者。中國處于計劃經(jīng)濟時代，每一個人的穿著打扮都非常相似：薄而寬松白襯衫，以及綠色軍褲。很快，我也入鄉(xiāng)隨俗，穿上了綠色軍褲。

龍安志與南開師友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wǎng)）

我買了一輛自行車，隨著酷暑的到來，車卻快散架了，幾乎每天我都得更換一個不同的自行車配件。在那個年代，“中國制造”的質(zhì)量太差了。當我沿著天津坑坑洼洼的泥濘道路騎行時，我完全想象不到未來中國將主導全球零部件出口產(chǎn)業(yè)。

某天，我和一個同學正在修理我們各自的自行車，他突然指向一個正在朝我們駛近的中國農(nóng)民，他的自行車完全是用撿來的“垃圾”拼湊而成。這種中國人的節(jié)儉和聰明打動了我，他們在逆境里求生存的能力、資源匱乏仍能進行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能力，更令我驚嘆。

那輛自行車讓我第一次看到中國進行工業(yè)重建的潛能。在我眼中，它成為這個國家前行方向的隱喻。

那時，天津街頭沒有汽車，只有壯觀的自行車“洪流”，我也是自行車大軍中的一員。不過，街上有交通燈，在十字路口我們需要停車等待交通燈轉(zhuǎn)換。有一天，我騎車不小心闖了紅燈，很快被交警攔下，他要求我就違反交通規(guī)則當街公開認錯。于我而言，這是關(guān)乎文化認同的決定性時刻。我意識到當眾認錯會獲得一種別樣的尊重，它甚至還可以讓你與曾經(jīng)無意中冒犯的人重新做朋友。

騎著自行車穿過天津的大街小巷、逛逛沒有貨品可賣的商店，這讓我覺得身處在那樣一個社會，金錢的意義實在不大。道德左右人們的思想，他們在意的是尊重。這也是自行車被攔事件給我的啟示，社會尊重大于個人態(tài)度。

記得有一次我買東西時多付了1毛錢，售貨員硬是穿過整座城市、找到我在南開大學的宿舍，為他的工作失誤向我道歉，并把多收的錢退還給我。還有一次，我騎車時隱形眼鏡進灰了，于是我進了街邊一家小店，借用他們的鏡子來調(diào)整隱形眼鏡。在鏡子里，我看到自己的身后聚集了一大群路人，他們都滿眼好奇地想看看我在做什么。有人問我，我是不是在變魔術(shù)，把自己的眼球拿出來又塞回去。

但類似的情景并沒有持續(xù)太久。中文課程結(jié)束后，我們這群外國交換生要離開南開大學了。學校為我們辦了一場送別宴會，宴會上剩下的食物被老師們裝進小小的鋁飯盒、塞到綠色軍用包里、挎在永遠也不合身的松垮白襯衫上帶回家。

我在黑市上賣掉了自行車，當時的我完全想象不到未來30年，自己會親眼見證中國人肩上的綠色軍用包如何演變成Prada、LV。

天津老照片。龍安志攝。（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wǎng)）

（翻譯：諶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