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維是個神秘領地。我們永遠都無法徹底理解別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們也無從知曉或感受到別人的所思所感。而要向別人分享我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離不開首先將這些想法和感受轉化為詞匯或者行為，而這一轉化過程本身就會讓這些想法和感受的強度損失了很多。我們能做的最多不過是以己度人，假設別人的思維和我們自己的都有著同樣錯綜復雜的內部運行機制。

有時候思想是通過詞匯表達出來的，但更多時候是通過想法或者圖片表達出來，比如情緒、聲音和聯想，以及在某地的感受，與某些人的回憶等。我覺得思想似乎要比人類更具野性色彩。對于動物的思想是否使用詞匯我持懷疑態(tài)度。猴子用叫聲，用爪子作出各種手勢，鳥類和鯨魚用歌聲，螢火蟲用熒光，而臭鼬則通過釋放氣味來交流。

與語言相比，思想的運作更為深層次。當有人問我是否愛我的妻子時，我可以脫口而出：“當然！”但若有人問為什么，我會覺得這個問題不太公平——我沒有什么好的方法來充分解釋愛她的理由。我只能蹩腳地用一些聽起來不那么有說服力的理由作為答案，比如“她讓我感覺快樂，”“她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這些都是事實，但我對她的感覺要比這些表述更加復雜。

我會和她一起度過余生，但我永遠也無法完全洞悉她的思想。而語言的局限性對我們來說體現的更加突出——我出生在荷蘭東部的一個小鎮(zhèn)，而我的妻子則在中國南通的一個家庭中長大。1978年中國的改革政策不僅僅讓中國向世界敞開了懷抱，也讓我妻子接觸到國外的娛樂文化。90年代末，她買了她的第一張“西方”CD——瑪麗亞?凱莉的《Butterfly》專輯，并觀看了《成長的煩惱》美劇以及《黑客帝國》等電影。她學習英語，渴望探索世界，并最終決定前往歐洲留學。

Jaap Grolleman為他的新娘戴上結婚戒指。 [圖片由Jaap Grolleman提供]

1978年的政策也將中國的觀念帶到了我這個外國人的思想里。我讀了很多有關中國歷史和現代的書籍，并自此欲罷不能。因此，當我和我妻子在荷蘭偶然相遇時，我們的思想就被彼此所吸引?，F在我們已經結婚三個月，一起居住在上海。

我之所以花了這么長的篇幅談論我自己的、我妻子的和大眾的思想，是因為思想幫助我充分理解了中國的巨大量級。我不想告訴你中國有什么好，或者它在過去40年中發(fā)生了多大的變化。我只希望你能自己體驗一下。而且我認為理解他人的最佳方式是通過感同身受，想要了解一個人是如此，想要了解中國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亦是如此。

當然，已經有太多的關于中國改革政策的統計數據，看起來都那么讓人不可思議——數億人擺脫了貧困；預期壽命和受教育程度上升；收入增長了五倍；中國從1978年占世界經濟的1.8%增長到2017年的18.2%等等其它我們耳熟能詳的統計數據，不勝枚舉。但如果你和我持有相同的觀點，你就發(fā)現從這些文字和數字中找到真正的意義很難。語言學本身似乎就存在著一種情感上的局限。

那么，該怎樣來判斷這些數據的價值呢？

對我來說，方法便是想想改革政策給13.79億的中國人，以及60.63億的世界其他人口的思想上帶來的轉變。改革政策改善了生活，促進了產品、工具、服務、觀念和人口的生產和傳播。從北京到烏魯木齊乃至數以千計的其它城市和村莊，它讓不計其數的的生活和思想發(fā)生了轉變。

走在上海的街道上，我不禁想知道久居宅院的老奶奶，或者在外灘自拍的年輕情侶，或者博物館的保安都在想些什么，他們的思想如何運作。這些數百萬人的思想都和我的一樣復雜精妙，都是由種種感受、情緒、記憶和其他信息構成的，那里有懷疑有恐懼，有歡樂也有希望。

想到這里，你就已經在接近所謂的“動人心弦”了。但正是這種理解能夠幫助我們來評判1978年改革政策的歷史與當代價值，因為這種價值無法用圖片或文字或統計數據來準確描述。我們的思想不僅可以處理統計數據、列表、報告這些信息，這些資料已經夠多了。但當你找到這些資料，并從中品讀中國取得的進步時，我希望你也能用心去想一想。用心品味，我們才能充分領會。

Jaap Grolleman是荷蘭的營銷專家，現在是瑞中合資公司Seventy Agency駐上海的策略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