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7月18日電 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面預防和控制毒品濫用法》，美國在全國范圍內加強對毒品和成癮性藥物的管制。然而時至今日，美國卻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費國，“毒”成為又一個根深蒂固的“美國病”。

據美國《時代》周刊本月早前報道指出，20世紀80年代，快客可卡因——這種價格低廉的毒品，在美國被邊緣化的城市社區(qū)中像“瘟疫”一樣暴發(fā)。在混凝土城市街區(qū)被劃定為紅線的非裔社區(qū)被忽視了，他們富裕的白人鄰居躲過了最惡劣的影響。那些留下的人首當其沖地受到了一場世界末日般的“流行病”的影響，這場流行病跨越種族和經濟斷層，殘酷無情地重塑了一代人的形象。

《快客可卡曾為王：一個被誤解時代的人民歷史》（ When Crack was King: A People's History of a Misunderstood Era）一書作者多諾萬·拉姆齊（Donovan X. Ramsey）在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一個毒品橫行的社區(qū)長大，他在書中寫道：“就像在一個鋼鐵小鎮(zhèn)長大一樣，那里沒有人談論鋼鐵”。他在書中對這一時期帶有偏見的媒體報道和“癮君子”，“癮君子嬰兒”，“超級掠奪者”這些比喻進行了必要的糾正，這些是美國一些毒品立法背后的推動力。

“癮君子嬰兒”一詞對非裔兒童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拉姆齊說，作為一個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成長起來的非裔兒童，老師對待我和班上其他非裔孩子的方式，就好像我們有什么根本性的問題，我們需要吃藥才能上課，或者我們作為學生提出的任何挑戰(zhàn)，不管是話太多，還是坐不住，都證明我們有問題。

拉姆齊描繪了這一流行病的輪廓，追溯其根源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的艱苦奮斗以及非裔中產階級的崛起。時任總統(tǒng)尼克松的參謀長H·R·霍爾德曼（H.R. Haldeman）在1969年的一篇日記中寫道， 尼克松“強調你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整個問題實際上是非裔群體的問題。關鍵是要設計一種既承認這一點又不顯得承認這一點的制度。”拉姆齊認為，尼克松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是從關注有組織犯罪和毒品批發(fā)進口商轉移到毒品使用者自身，將已經被邊緣化的非裔和棕色人種社區(qū)定罪。

面對《快客可卡曾為王》一書的封面，我們看到了一張城市凋敝景象的照片，照片左下角是一名身穿白色T恤的非裔男子，他背對著我們，倚靠在一個鍛鐵結構上，凝視著眼前的景象。拉姆齊的書中將美國國會政治與街頭政治交織在一起，講述了四位快客可卡因流行病幸存者近60年來的故事。通過對四個人物的研究，讓人們了解到那個時代的政治細節(jié)、導致大規(guī)模監(jiān)禁急劇增加的犯罪法案、傳統(tǒng)媒體對快客可卡因的渲染和對毒品使用者的痛斥、無效的禁毒戰(zhàn)爭及其災難性后果等等。

快客可卡因打破了意大利黑手黨對街頭毒品（主要是海洛因）的壟斷，哥倫比亞販毒集團以每克低至十分之一的價格向美國各大城市大量供應這種毒品。對于貧困的非裔和拉丁裔青年來說，成為快客可卡因毒販是擺脫世代貧困的一個機會。拉姆齊寫道，這種毒品有望成為“他們的淘金熱，他們的宅地法案，他們的禁酒令”。

拉姆齊寫道，在我的家庭里，毒販確實總是被視為壞人，盡管我有親戚是賣毒品的。對于普通人來說，通常是年輕人，你看到的是那些鞋上有窟窿的人，他們的家庭為付房租而掙扎，他們能夠提供基本的必需品，來實現一些可能是美國夢的東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為自己的生命感到害怕。但這是他們在失業(yè)率如此之高的時期賺錢的唯一途徑，非裔青年的失業(yè)率甚至更高。

另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報道，拉姆齊的書中指出，在美國與其他毒品流行一樣，并不是單一的事件導致了快客可卡因的流行，并對如此多的吸毒者和毒販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相反，這種流行病的蔓延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例如政府政策在經濟上孤立貧窮的有色人種社區(qū)，所謂的禁毒戰(zhàn)爭及其對刑事犯罪的關注、快客可卡因價格下降等等。2017年，厄瓜多爾拉美社更是刊文揭露了深埋在國際毒品交易背后的多家美國銀行。

美國政府對相關問題的處置方式也長期令民眾不滿。今年6月，紐約市的街頭出現了一些裝毒品相關的物品的自動販賣機，供人們免費取用，可卡因煙管（CRACK PIPES）在售貨機擺出的當晚便被哄搶一空，紐約州甚至設置所謂的“毒品安全注射點”。

再往前看，2020年俄勒岡州州長布朗簽署110號行政令，該州從此成為全美乃至全球首個將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等“硬性毒品”合法化的地區(qū)。而后，亞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南達科他州、新澤西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先后宣布大麻合法化……

（編譯：馬芮 編輯：韓鶴）